鉴于当前的全球紧张局势，钟摆似乎在朝着工作时间方向摆动，无论是通过提高退休年龄还是每周更多的工作日。在这方面与其说希腊是个打破趋势的国家，倒不如说它是个趋势设定者。
在希腊长大的我最快乐的童年记忆之一就是每周的上学（工作）日从六天减到了五天。鉴于其他同胞当时也乐于看见这一变化，所以听说有一部新法律允许好几个行业的雇主再次实行六天工作制时，我是有点吃惊的。
这一变化令人惊讶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它似乎违反了普遍的趋势，也就是促进工作、生活平衡并允许更灵活的工作安排。几个发达经济体政府（比利时、新加坡和英国）都宣布要缩减每周工作日，而其他国家（德国、日本、爱尔兰、南非和西班牙）也在考虑类似的变更。
其次，希腊人以崇尚工作、生活平衡而闻名，而他们的工作时间也已超过其他欧洲国家。希腊劳动者平均每周要工作39.8小时，而欧盟平均值仅为36.1小时。
再次，尽管现任希腊政府看重企业和经济增长，但它也重视女性的权利和个人发展，而这个群体也更容易受到更长、更固定工作日程的负面影响。同一个政府还展现了对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的承诺，而最新证据表明，较短的工作周和更平衡的生活方式有助于提高员工满意度，改善健康状况，并最终提高生产力。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意料之外的政策变化呢？政府将该举措解释为一个“例外措施”，而众所周知这是“最后可行政策”的委婉说法。与许多高收入国家一样，希腊正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尽管自2010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大量劳动力流失，估计有50万希腊人（相当于当前人口的5%）离开了本国，使其情况尤为严重，但遭遇这个问题的可不仅仅只有这个国家。
问题的根源在于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希腊政府正确地将这些人口状况称作“定时炸弹”。随着人们日益富裕，对更高生活质量和更佳工作、生活平衡的合理需求，以及工作年龄人口的减少，共同制约了劳动供给。
发达经济体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对此有四种可能走向：第一个是大量实施自动化，假设机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最终可以取代缺失的工人。但不是每一份工作都可以由机器或大型语言模型来完成，我们仍然需要人类来填补建筑业或食品、酒店业中许多最不受欢迎的低技能职位。
第二个选项是提高劳动者薪酬。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当需求超过供给时价格（在这种情况下是工资）就会上升。但更高的工资最终会导致消费者物价上涨，这在通胀成为主要关切的时期尤为不受欢迎。而更高的工资和价格会对希腊这类小型开放经济体的国际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
第三个选项是让发达经济体的劳动者工作更多，正如希腊现在所做的那样。虽然这一举动似乎违背了每周工作时长减少的总趋势，但实际上与提高退休年龄没有太大不同，其他几个国家（丹麦、法国、德国）也发现了这样做的必要。这两种情况下的政策变化都不受劳动者欢迎，而人们传达的明确信息是，他们宁愿放弃更高收入（希腊第六个工作日的工资溢价是40%）也不愿比以往工作更多。
这使我们只能选择第四个选项，即利用可控且合法的移民政策来增加劳动力供给。在那些受难民危机和非法移民困扰的地区（比如大部分欧洲国家和美国），设计良好的移民政策有潜力去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然而目前这类政策似乎不大可能施行。面对地缘政治分裂状况和各类国家安全的关切，各国正日益关闭边界并转向内部。
值得再次提醒的一点是，在一个全球互联的世界里国外与国内的界限是极其纤细的。源自其他地区的问题也会对国内事务产生重要影响，劳动力市场也是如此。
当然还有第五个选项，即富裕国家的人们减少消费和增长，依靠他们愿意提供的劳动所产生的成果过活。这样做不仅可以提供他们寻求的工作、生活平衡，还能确保一个可持续的未来，但迄今为止愿意接受这一权衡的人很少。
大多数人都希望坐享其成，但这是不可能的。为了维持当前的生活品质，高收入国家的公民必须开放边境欢迎新移民，或者延长工作时间。鉴于当前的全球紧张局势，钟摆似乎在朝着工作时间方向摆动，无论是通过提高退休年龄还是每周更多的工作日。在这方面与其说希腊是个打破趋势的国家，倒不如说它是个趋势设定者。
（作者系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
